西农首任校长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辛亥革命元老、著名书法大师、爱国诗人和杰出教育家。曾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401次会议批准于右任为西北农专校长的文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于右任等一批有识之士发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兴学兴农”的强烈呼吁，倡导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1934年3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401次会议决议，委任于右任为西北农专校长，领导、筹划西北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建设。
主创西北农专顶层设计
1932年10月，于右任和张继、戴传贤三名提案委员联合陈果夫、居正、陈立夫、段锡明、叶楚伧、顾孟余、朱家骅、洪陆东、余井塘等国民党中委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交了《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步计划》提案书。1932年10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27次会议通过了该提案，成立了“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于右任被推举为筹备委员。
1932年12月14日，“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更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会议，公推于右任、张继、戴季陶为常务委员。
1934年3月22日，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的第六次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会议公推于右任担任校长。1934年3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401次会议决议，委任于右任为西北农专校长。
1936年7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工作结束，于右任卸任校长一职。
作为创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发起人、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核心成员及领导者，为了确保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于右任曾多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举贤荐能，丰富、扩大筹备委员会队伍。1933年8月，于右任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正在陕西积极筹备进行，拟推该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同志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以便就近协助进行。经1933年8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71次会议讨论并经决议通过，由教育部加聘，并函国民政府转饬遵照办理。1933年10月，于右任和张继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请加推王世杰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1934年2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93次会议决议通过了该提议。
在总计召开的7次事关学校前途命运的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会议中，除第7次会议因公务缠身，委托王玉堂代为参加外，前6次会议于右任均亲自出席，全程主导参与了筹委会章程、筹委会议事规则、学校办学经费、筹备建设程序、上海劳动大学校产处置、校址、学校规程、学校组织架构、学校编制原则、学校各系主任教授之聘请等学校筹建重大事项的筹划与决策，并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第四次筹备委员会会议，而且将第五次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会议设在了自己的公馆，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顶层设计鞠躬尽瘁。
推荐王玉堂为学校筹备主任，成立廉洁、高效筹备处
1933年6月23日，第三次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校长人选，嗣因被选人力辞不就而一时难觅相当人员充任，而学校筹备事务又势不容缓，于是于右任提出，并商得戴季陶同意，暂聘王玉堂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主任，以利进行。
1933年8月23日，王玉堂率筹备处人员自西安办事处抵达武功县政府所在地（今武功县的武功镇）建立筹备处，正式启动学校筹建工作。1933年10月5日，第四次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会议正式聘请王玉堂先生为学校筹备主任。学校筹备处成立后，王玉堂迅速组成一支艰苦创业的团队，在着手购买土地、规划校园、修通道路、建造校舍的同时，及早制定计划、聘请教师、设置专业，使建校招生等诸多任务一并完成。
在学校筹建过程中，王玉堂勤俭节约，与筹备人员一起住窑洞、食粗饭，过着极其清苦的日子。为节省经费，王玉堂不仅经常舍弃坐地收购的办法，自行组织人力进山伐木、筑窑烧灰制砖，而且于1933年11月3日，上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于右任、戴季陶、张继三常委：“……为本校前途计，为筹备顺利计，愿在此期间自动将每月薪俸减少一百元，庶几公款得以余裕，筹备前途因之顺利。而主任之私衷，亦可以稍自安耳。伏乞”，主动要求减薪，以充做学校筹建经费。王玉堂的学校前途至上、假私济公的高尚情操及奉献精神，为西北农专筹备工作树立了行为标杆。
王玉堂的工作得到了于右任的充分肯定：“以台端任事以来，苦心筹划，夙著贤劳，丁兹筹备，进展时期尤殷畀倚……”。1935年8月1日于右任亲笔写信给王玉堂：“我决不能就职，望弟以筹备主任维持，至要，至要。”委托王玉堂以筹备主任主持校政。
正是于右任先生慧眼识才，选择了一位甘于为学校前途奉献的筹备主任，组建了一支廉洁高效的筹备队伍，造就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修建的三号教学楼等一大批建筑，在经历了80多年的日晒雨浊、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敌机四次狂轰滥炸和5.12地震灾难的情况下，今天依然墙正梁端、书声琅琅，成为学校历史的见证、农专筹备处高效廉洁的丰碑。
倾心西北农专筹建
于右任身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虽然公务缠身，仍多次亲临筹备现场，视察、指导筹建工作。1933年10月25日，于右任亲临位于武功县城的农专筹备处，在邵力子、杨虎城、王玉堂等人的陪同下赴武功县张家岗实地考察。到头道原头，用望远镜看校址对面牧场、渭河及太白山，屡赞其伟大，继又步行到卜村土窑洞筹备处工作人员驻地视察。晚上在筹备处，照王鸿训工程师制成建筑校址平面图，讨论多次，最后决定校址以方里（相当于现在的540亩）为原则，必要时可缩短，校门确定为四个，又对于拟定建筑略图稍加改正多处。于右任要求校门总须有伟大、恢宏气象，使一般人望而得有壮观。26日，于右任又和邵力子、杨虎城、王玉堂等人赴宝鸡，然后坐斗子到距宝鸡县约20里许的宝鸡峡（即宝鸡县太阴村峡口）视察，认为宝鸡峡为天然最合理想之水库良址。28日晨，于右任在武功县各界在县政府大堂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上，劝告武功人勤俭持家，立志学好，经过大荒劫之后，应有一番大觉悟，并强调西北农专之所以设置于武功之种种重大意义，今后武功人民应爱护农专，予以帮助。
1934年8月19日，于右任在邵力子的陪同下，来校视察建筑工程、农艺、园艺成绩及各处工作概况。20日，又赴眉县林场参观、视察。
1935年1月18日，于右任临校视察，小住4日，对于一切工作，悉加指导，并向教职员学生作极具期望之训话。
于右任先生在回乡祭祖期间，也不忘西北农专的筹建事业。1933年11月9日至12日，于右任一回到自己的故乡三原就邀王玉堂和新聘园艺筹备员陈国荣等人在三原共商校事，详细探讨了学校的购地预算、建筑费议案、筹备员聘任及月薪等重大事项。
于右任虽然不能长期亲临现场处理西北农专筹备事务，但他常常以电告、手谕等多种形式，对农专的筹建予以指导。1933年11月3日，关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医院发展，于右任电告筹备主任王玉堂，“校医事先由小规模做起，候其回京提交议会，再执行扩充。”
学校附设高职1935年暑期招取新生，地点定为北平、西安、甘肃、宁夏、青海五处。1935年7月上旬，于右任手谕：除甘、宁、青三省招考，函请各该省教育厅代办外，西安、北平均派专员办理。
筹建工作，千头万绪。于右任先生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概与胆识，以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精神，外联内决，开启了艰难的西北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奠基之路。
现场坐镇，为学校大楼建筑招标把关
学校大楼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奠基性工程，于右任高度重视，并对招、投标工作亲自把关。
1934年7月16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处通过上海《新闻报》等媒体，发布学校大楼建筑招标广告。
1934年8月4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处在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举行投标。前来投标的企业有申泰营造厂、成泰营造厂、陶德顺营造厂、志仁营造厂、建业营造厂共五家在国内建筑行业颇具影响力的营造厂。
1934年8月10日，在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进行了大楼建设工程开标仪式。开标当日，身为西北农专校长的于右任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本校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的代表陈天锡、学校建校工程师刘梦锡、学校筹备处主任王玉堂等专程前往国民政府考试院，对整个工程招标工作进行了全程现场监督。开标结果为：标价最高的是申泰营造厂，为43万余元；标价最低的是建业营造厂，为36万余元。经于右任等督察组成员的详细审核与评判，最终建业营造厂以最低标价获得了大楼建设的承包权。
学校大楼，这座民国时期的西北第一高楼，今天的世纪精品工程，是于右任先生亲把招标关的杰作。
于右任审阅西北十年万井计划之真谛给沙玉清的回信
提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编制原则，布局学校二元学科发展体系
1934年3月22日，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于右任提议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编制原则。
在该编制原则中，于先生明确提出了西北农专本科应设农艺组、森林组、畜牧组、兽医组、农业经济组、园艺组、水利组、农业工程组、农艺化学组9组，农专附设高职应设农艺科、森林科、畜牧科、兽医科、园艺科5科；阐明了西北农专本科与附设高职应同时开办，并详陈了同时开办的9大理由：一是农专高职造就之中等技术人才与农专本科所造就之高等技术人才均为现实农业所必需，同时造就，方为上策。二是若西北农专先仅设高职，不设本科，一方面高职教材缺乏来源，另一方面国家迫切需要的农业高等技术人才短期难以造就。两相并进，较为完善。三是西北农专亟宜开办 本科各组，从而使近年由于遭受天灾而无力至外省求学深造的大批西北地区高中毕业生能有深造专门学业之机会。四是西北青年具有升入专科学校学力者很多，只是因为缺乏专科学校，导致有的荒废前功，有的沦为失学失业者，有的趋于文法学科。这些状况均无益于地方实际需要。西北农专本科各组之开办实为必要。五是西北青年在平、津、沪、汉各地求学者，年来备受天灾及农村破产之影响，中途辍学者为数至多。西北农专开办 本科各组，一方面可使这些辍学学生进学有途，另一面就近求学，可补救学生家庭经济之穷。以西北目前情况论，此办法实不可缓。六是国内有志开发西北之青年，愿投身西北实地求学者应不乏其人。西北农专开办 本科各组，会使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闻风向往。这种生源大融合不仅会促使西北当地青年更加奋勉，而且会使学校的学术程度因比较而提高。七是西北农专开办的本科各组附有实际试验及推广之工作，能为专门学人提供研究平台，能够实现教学相长之效果。八是西北农专本科各组是就西北地方急切需要而设，理应与附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同时开办。九是西北农专本科尚未开办，若单成立附高，则与专科学校规程相背。
学科编制原则，勾勒出了西北农专本科和高职二元学科体系协同发展的基本构架，阐明了学校二元学科体系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是西北农专学科建设的行动指南。
助推西北农专的西北农业调查与研究事业
1934年7月份，西北农专筹备处奉农专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令，派安汉为特派员随带调查员李林海、筹备员李自发等前往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调查农业状况并筹设农场，本校分函甘宁青各省政府及建设厅，届时予以协助，以利进行。
安汉等人于7月12日由西安首途西上，经陕西彬县、长武以至甘肃平凉，历时16日抵兰州，沿途调查地势、水利、森林、土壤、气温、地价、牲畜、作物等，30日由兰州转赴青海，直达西部湟源、共和、贵德各县，又从青海北上抵甘州、安西、宁夏一带及西至天水等处，历时四月之余。沿途考查农情颇详细并择定本校应设农场各地点。学校在甘肃设立的农场位于兰州以西四十里之西古城，已聘温仲兴开始筹备。1934年11月下旬安汉等调查结束回校。于右任为1936年出版的《西北农业考察》一书亲自题写了刊名。
1934年于右任还托沈宗翰博士在甘青两省代本校调查农林实况，并请土壤专家美国人梭颇博士来校进行土壤学相关试验研究。梭颇对本校农场规模宏大非常赞慕，拟再来作长时间之研究。
于右任先生凭借个人的号召力，吸纳安汉、沈宗翰、梭颇等业界名流参与西北农业调查与研究，助推西北农专科研与推广事业的开展与深入。
典立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的西北农专办学理念
在西北农专筹建过程中，于右任非常强调实验、实践等办学条件的重要性。他认为：办学条件不备，遂使贤能却步。即使勉强留住人才，也是人才、经济与时间的浪费；农场、林场、牧场等附属场所也是办学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属场所（农场、林场、牧场）未完成，不宜开办 本科；即使不开办 本科，农场、林场、牧场等亦万不能不备。并提出：西北农专的筹建要优先成立各重要研究所及聘定专家，并迅速开办农林场。
1933年10月，筹备工作首先着手建设农、林、园艺等各实习实验场所。农场场址在杨陵三道原杜家坡村，由我国早期著名棉花栽培育种专家郝钦铭和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沈宗翰主持筹建；林场分设三处，眉县分场由来自德国的著名林学家戈特里布•芬茨尔主持筹建，咸阳、武功两分场均由我国著名林学家齐敬鑫主持筹建；园艺场场址在杨陵二道原，由曾任劳动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著名园艺学家郭须静（字厚蓭）等主持筹建。其中，郭须静在筹建园艺场过程中，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于右任先生亲自为其主持后事。
在筹建场站的同时，学校同时开始了科学研究。
于右任高度重视学生的田间实践环节。1935年6月上旬，于右任电令国立西北农专：“近因值收麦期间，特停课一周，俾学生实地练习统计试验、田中获麦等，并将此项练习即做学生成绩，当即令饬高职遵办矣。”结果学生获益极多。
正是于右任“先建场站，后建系（组）”的筹建思想及对学生田间实践的高度关切，奠立了理论教学与实践结合的国立西北农专办学理念。
吸纳陕西省水利专科班入校，促生水利组提前开课
陕西省水利专科班为我国近代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先生所创建。上世纪30年代初，李仪祉先生在兴办陕西关中泾惠、洛惠水利工程中，每感人才缺乏，于1932年呈陕西省政府批准建立陕西省水利专科班，附设于陕西省西安高级中学，1933年春招开始招生。
1934年3月，于右任在拟定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编制原则时，拟设立水利组。同年5月，于右任与李仪祉反复协商，双方同意将陕西省水利专科班改为西北农专水利组。1934年6月19日陕西省政府第100次政务会议议决通过这一改组议案。同年9月1日，西北农专完成接收陕西水利专科班本科生、预科生76名，教职员18名，聘李仪祉教授兼任农专水利组主任，正式开学。当时因农专正在基建，仍借用西安高级中学房舍就地办学，1935年8月迁至武功张家岗农专校部。
陕西省水利专科班的“嫁接”入校，节约了学校水利组筹建的时间成本、招生成本、教师招聘成本等，前置了学校水利组的启动时间。
“十年万井计划”惠泽西农
卸任西农校长后，于右任仍然心系西农的发展。1941年夏，于右任视察西北后，萌生“十年万井”计划以救西北之穷，谋西北之利。
1942年8月1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中国工程师学会暨各专门学科联合年会。于右任将该计划电达大会研究、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于先生提出的“十年万井”计划是一项切实、有效、易行的西北水利补助工程，为目前亟应举之事。旋即成立西北区“十年万井”计划研究会，任命国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主任沙玉清为主任委员，并委托该研究会会同国立西北农学院负责实施。
为了推动“十年万井”的实施，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了一个由国立西北农学院沙玉清教授和陕西省水利局陈之颛工程师负责的水利考察团。该团于1943年4月1日自兰州出发，先后考察了甘肃河西地区，当年宁夏的居延地区（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以及新疆的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利、塔城、阿尔泰、阿克苏、焉耆等7个地区，往返10余月，行程3600余里，1944年元月21日结束考察，回到兰州。
考察归来后，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沙玉清先生先后在《大公报》 《中央周刊》以及《西北水声》上发表“十年万井之真谛”“十年万井 建设西北”等文章，对西北地区的水利事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述评。特别是1945年6月，沙玉清与一同考察的陕西省水利局陈之颛共同撰写的《河西居延新疆水利考察报告》，把所考察的每一地区之水源、水利现状、将来之展望、以及建议都详细地总结、概况了出来。这些详实、丰富的第一手考察资料与系统总结，丰富了西北农学院水利系的教学内容，为西北农学院开展西北水利研究与技术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右任对 “十年万井之真谛”等文章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提出了明确的修改及发表意见。